法藏（643——712），字贤首，生于唐贞观十七年，俗姓康，因此也常被人称康法藏、康藏、康藏国师等。他是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人。对佛教传播来说，西域诸国的地位相当重要，有从西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有西域人到中国定居而成为高僧的，法藏即是其中之一。
法藏的先人曾做过康居国丞相，从他祖父辈起迁入长安，其父亲康谧在唐王朝任左卫中郎将，他也出生在长安。
异常可惜的是，对于这位佛教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高僧，我们却很难知道他幼年及少年时期的详细状况。只能猜测着认为，既然出生在世胄之家，法藏想必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他对佛教的信心也多半来自于康居族人的熏陶。据文献记载，他在十六岁时就曾经到岐州法门寺的阿育王舍利塔前燃烧了一根手指作为“法供”，誓悟佛乘。次年，他离家到太白山求法，学习道家“饵术”的同时，参阅方等诸典——即包括了他终身精研的《华严经》，直到听说母亲身体不适，才中止下山。
回京之后不久，法藏知道智俨法师在云华寺宣讲《华严经》，就到那里跟随学习。智俨法师是法藏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老师，这段求学经历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阶段。从那以后，法藏奠定了他日后的治学倾向。当时的长安拥有声名显赫的玄奘法师，以法相唯识学为显学，而法藏舍近求远，礼智俨为师，在译场中又因与玄奘意见不合而退出翻译工作，从这即多少可以窥见法藏当时的思想与学术志趣。
法藏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与智俨相处了整整九年，智俨门下优秀者众多，其中法藏为中国华严宗体系的实际构建者，同窗义湘为新罗华严宗初祖，两个国家的华严祖师在一师门下，也是佛教史上一段佳话了。到总章元年（668），智俨自知时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敦促法藏出家，并写信给教界几位大德说：“此贤者注意于《华严》，盖无师自悟，绍隆遗法，其惟是人！幸假余光，俾沾制度。” 随后不久，法藏在那些大德的推荐下，应敕于太原寺剃度，并任该寺住持。四年以后，唐高宗降旨令京城十位名僧为法藏授具足戒——成为正式比丘僧人的标志，赐号“贤首”。初为沙门，从起步阶段开始，法藏就已经拥有了非比寻常的佛教地位，似乎昭示了他日后的光辉。
法藏出家之后，便在太原寺讲《华严经》，这是他讲经弘法的起点。在法藏一生中，前后共讲了三十余次华严，并曾经先后为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人讲学，因此被称为“五帝门师”。他在讲学时非常注重方法，讲解玄理的时候，曾取来十面镜子，分八方安置，上下方也各安一面，让镜子面面相对，而在中间安放一尊佛像，再燃起一盏灯来照射镜面，就利用镜子中重重映照的影响来说明什么叫做“无尽缘起”。尤其有名的是他曾用殿脚的金狮子作譬喻，为武则天说明什么是六相十玄，这一段内容后来集成《金狮子章》，成为华严宗名著。
除了讲学以外，法藏也是名重一时的译经大德，他生在汉地，又与西域有极大渊源，在语言关上几乎不存在什么障碍。从高宗调露元年到中宗景龙四年，前后三十多年时间中，法藏都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特别是对他专一生之力的《华严经》，用心尤勤。华严汉译始于东晋，共六十卷，又称《六十华严》，法藏通过对勘梵文文本，知道晋译有阕。唐高宗仪凤四年，法藏听闻中印度的日照三藏携来许多梵本经论，其中有相当于《六十华严》的梵本，遂请其补译缺失。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法藏襄助实叉难陀，根据于阗梵本译出《八十卷华严》，这是华严诸种译本中卷数最多的一部，但法藏仍不满意，又与晋、唐两译对照，渐次补缺，直到圣历一年（699），新译《华严经》告成，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深得武后赏识。在《华严经》之外，法藏所协助译出的经书还有《密严》、《金光明最胜王》、《大宝积》等经。
在译经活动中，法藏担任的角色多是“笔受”与“证义”，证义一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阐释、把握等要求极高，可见法藏以义理见长于诸僧。
法藏与唐皇室的往来极为密切，因此在其一生之中，有过不少为国家设坛祈雨、祈雪、建立法会的记载。其中以武则天的相关记载尤盛，神功元年（697），武则天因契丹犯边，特诏法藏依经咒法配合征伐，法藏遂建立十一面观音道场，按《神咒经》行道，事毕则受优诏慰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也是法藏佛教事业推行极为顺利的助力之一，可以说，法藏是唐高宗至睿宗时，佛教教团与政府王室的桥梁。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法藏正开始阐释唐译《华严经》，刚刚讲到第一品《世主妙严品》第六行，但他已经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于是决定越次阐释第二十七品《十定品》。在讲完第“九定”后，于十一月十四日，在大荐福寺去世，圆寂前十二天，他刚刚度过自己七十岁的寿诞，僧腊四十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