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7），字子厚，其名字出自于“厚德载物”一句，人称横渠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神宗熙宁十年，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关学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张载的父亲于宋仁宗时，在涪州（今四川涪陵）做官，死于疾病。当时张载与弟弟都还年幼，与母亲一同护送父柩归葬，知道路途前方发生战乱，加上路资不足，难以返乡，最终将父亲安葬于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全家人也到横渠镇南大振谷口居住，后来“横渠先生”的名号，即来自于此。
张载少年时就对兵法有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仁宗康定元年，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庆历四年十月，宋朝与西夏议和，“赏赐”给西夏绢、茶、银等大量财物。战争烽火对当时的张载来说是极大的刺激，他开始向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上书，请求对西夏用兵，并自告奋勇准备联络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为国家立功。
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遂拒绝了张载的提议，并劝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阅读《中庸》，潜心研究儒学。
在读完《中庸》后，张载觉得并不满足，而一种强烈的求知心也逐渐生起。他扑向佛、道之学，遍览群书，很是钻研了几年，可又觉得以佛道学说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才回头再读六经。
这样的阅读过程，求道经历，让张载在心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儒学体系。嘉佑初年，他在开封讲学，与程颢、程颐兄弟相遇，共同讨论，他抛出的话是：“吾道自足，何事旁求”——那个时候，张载也的确快达到“不惑”的年纪了。
嘉佑二年（1057），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云岩（今陕西宜州）做县令时，办事极为认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询问疾苦，颁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在此时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恳切地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张载由是面见神宗，对有关治国为政的问题，“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命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任职。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最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
然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开展新政，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回答：“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与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办理完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清朝时还把此事留下的痕迹称为“郿伯井田”，列为“郿县八景”之一。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为由，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意思是说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辞，借此机会可施行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便带病入京。神宗让他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路经洛阳见到二程时说：“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当年农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乙亥）晨（12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将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