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的关键阶段，具有较强顺应周期特征的钢铁行业面临多重困境。
国内需求增速回落加剧产能过剩压力，价格与利润大幅下降显示经营环境恶化，负债率高企与少数企业违约破产，作为“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行业）的重头行业持续面临绿色环保压力。
就外部而言，钢铁出口较快增长伴随贸易摩擦频次上升，钢铁产能过剩与经贸关系成为近年双边、多边国际对话场合的重要热点内容。一段时期以来，钢铁业似乎成为一个负面消息不断的“问题行业”。
然而转换视角观察，当下形势也折射出历史性机遇。目前钢铁内外环境的特点是，中国钢铁发展是伴随世界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进入决定性阶段的产物，是中国钢铁从体量扩张转向全面崛起调整期的必经历练。
钢铁产业是在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进过程中伴随需求增长与技术变革发展起来的。19世纪初叶钢铁产能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少数国家，估计1820年全球钢铁产量在100万吨之数，其中主要是熟铁和生铁，近年来，全球钢铁产量约为16亿吨上下，近两个世纪钢铁产量增长了约1600倍。
近现代不同时期钢铁业在主要钢铁国之间此消彼长，派生出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画面。大致而言，以18世纪后半期与19世纪上半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主导全球钢铁业为历史起点，过去一个多世纪世界钢铁产业已经和正在发生三次大转移。
19-20世纪之交，美国崛起带动第一次世界钢铁产业转移。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德国钢铁业逐渐追赶美国，前苏联扩张带动全球钢铁产业重心第二次转移。70年代初苏联成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然而在技术路线与工艺流程创新上乏善可陈。日本在成为第二大钢铁生产国的同时，通过推广氧气顶吹高炉与连铸技术，扩大优质铁矿石资源进口空间半径，新建一大批4000-5000立方米大型和超大型高炉，凭借后发优势与技术引进创新，迅速成为钢铁技术工艺与经济效率方面的领先国家。
美国钢铁业二战后虽独步全球，然而十余年后在日本、德国等欧洲国家追赶背景下逐步丧失国际竞争力，到70-80年代美国钢铁业历史优势已成隔日黄花，成为需要频繁借助贸易保护维持局面的“问题行业”。
第三次是21世纪初中国钢铁业快速追赶与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近年来中国钢铁产量增长到8亿吨，在相对体量上迈向“一览众山小”的巅峰。同时中国钢铁行业整体技术和效率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目前国内钢铁行业的先进技术、工艺和环保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中型企业产品普遍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中高端水平，钢铁产品配套能力、技术研发与人才水平大幅提高。
虽然我国钢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上仍有不小差距，亟待深化改革推进转型升级，然而从钢铁经济史角度看，中国钢铁追赶推动世界钢铁新一轮产业转移应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范围内钢铁产业转移，是特定时期全球钢铁产业格局因为新兴钢铁大国崛起导致实质性改变的结果。影响钢铁产业转移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不同时期大国经济追赶受各自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制约，具有国别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钢铁追赶崛起的轨迹。就推动历次钢铁大国崛起与产业转移共性因素而言，市场需求条件、技术创新与转移、大规模投资等三方面规律性因素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后进大国经济起飞派生巨大国内需求，是大国钢铁崛起与产业转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大国钢铁行业发展对整体经济起飞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因而经济与钢铁业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
然而给定大国经济起飞发展背景，没有什么因素比大规模需求对解释钢铁产业转移更为重要。需求决定规律在美国钢铁崛起带动第一次钢铁产业转移以及中国当代钢铁发展伴随目前新一轮钢铁产业转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虽然人们对中国快速追赶现象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钢铁需求高速增长同样为中国新世纪初钢铁行业扩张提供了强大支撑。
与美国当年钢铁需求主要来自铁轨钢轨、船只建造、军火等机械设备等比较有限的领域不同，当代钢铁利用的广度、深度比一百多年前大幅拓展，钢铁需求覆盖了工业制造品、房间建造、基础设施建设等远为广泛的部门与场合。
另外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结构，决定钢铁直接出口与钢铁作为原料制成品间接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我国钢铁直接和间接消费需求在未来较长时期估计仍将稳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特定阶段钢铁前沿主导国拥有较强研发能力，更可能在钢铁关键科技领域取得原创性重大突破；然而技术前沿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往往是工业化、城市化高潮已过，钢铁需求增长由强走弱对其普及利用技术进步成果构成制约。另外钢铁主导国在早先历史环境中选择特定技术路线，物化为既有规模庞大的固定资产并包含高昂沉没成本，也会制约其率先大范围普及利用新一代技术。
相反，经济后进国家在利用新技术方面历史包袱较少，如果能在经济起飞阶段全面审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存量积累，正确选择利用具有长期潜在优势的技术路线，就可能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发明提供的技术成果实现弯道追赶与崛起，表现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钢铁技术转移创新规律。
中国钢铁追赶就体现了技术转移创新规律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计划体制时期钢铁业以平炉技术为主导，采用炼钢与钢坯模铸分离的传统技术。改革开放时期钢铁业把发挥传统模式潜力与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实施技术路线转型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几十年努力成功再造钢铁生产技术体系与供应链，同样体现了技术创新转移规律的作用。
中国当代钢铁技术与工艺流程供给侧变革包含几个重大关键环节。首先是以宝钢高成本高规格系统引进日本钢铁设备与技术为切入点，开始对世界先进钢铁技术的系统引进、消化与吸收。二是80年代末开始对钢铁行业“六大共性技术”实施行业攻关，致力于对当代钢铁先进技术的集成式融会贯通、理解与掌握。三是90年代以提高连铸比为抓手，实质性提升钢铁生产工艺与效率水平。四是通过钢铁企业空间布局调整，推动钢铁生产重心向沿海地区显著转移，更大程度地利用国外性价比更佳的优质铁矿石资源。
中国钢铁业在对全球先进技术工艺消化吸收与集成创新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步，但是整体水平与日本、德国、韩国等先进钢铁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下一步需要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环保标准、企业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通过更为能动的前沿创新实现大国钢铁全面崛起。
经济后进国家高速投资，是吸收利用新一代钢铁先进技术与提升行业人力资本素质的必要条件，是实现后进国钢铁与整体经济追赶的必经路径。评估现实生活中的投资无疑需要重视体制扭曲影响、宏观稳定要求与投资效率标准，重视通过改革体制机制、调节宏观政策与鼓励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提质增效等途径加以解决现实问题。然而世界钢铁发展史清晰显示，大规模投资是新兴钢铁大国后起直追的重要凭借。
今年6月份投产的宝钢湛江钢铁炼铁2号高炉
中国钢铁未来投资增速会显著回落，然而钢铁结构转型与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仍需要钢铁投资保持相当规模和适当增速。
我国钢铁业投资增长，得益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与降低吨钢产能建设投资成本，并使国内单位钢铁产能建造成本与国外比较保持相对优势。
30多年来，中国吨钢高品质产能名义价格投资额增长约11%，然而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增长两倍多，可见过去30年用不变价衡量的吨钢产能实际投资成本下降了一大半。一些行业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吨钢产能投资比发达国家可比成本大约低一半左右。国内民营企业吨钢产能投资成本又要大幅低于国有企业。
观察三次钢铁大国兴起与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大潮，中国钢铁业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深刻的体制特点在于，经济制度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为钢铁业可持续追赶与崛起提供了根本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与上述需求、技术、投资等侧面发展演变交织渗透，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崛起共生互动的历史进程。就钢铁业体制转型狭义内容而言，市场化体制环境大体通过以下几个环节改革过程形成。
一是价格体制改革。80年代实行钢铁价格双轨制，90年代全面放开价格，形成反应市场供求的价格信号形成机制。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80年代分三个阶段推进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培育国企市场经营能力和竞争意识。90年代建立国企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允许小型国企破产或被重组，进一步转变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三是允许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随着过去十余年民营钢企快速成长，民企2015年占全国钢产量一半以上，一批大中型民企技术和规模已经跻身中高端现代企业。
四是创建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国企民企同台竞争，国企内部央企地企各显身手，民企内部规模不同企业同时发展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与格局。
市场化改革与行业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我国钢铁业开放政策突出表现为借鉴国外当代钢铁业先进技术，果断转变历史沿袭的平炉炼钢为主的技术路线，面向全球引进最先进技术工艺再造钢铁技术体系。无论是国家投资的宝钢大型钢铁项目，还是市场环境中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代表沙钢，发展过程中几次重大投资决策，都是在高度重视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并与国外企业实施各种合作过程中实现的。主动积极引进吸收并消化创新国外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钢铁业参与并受益于当代全球化相对开放环境的重要内涵。通过调整钢铁生产布局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高品位铁矿石资源，有限放开外国钢铁企业在中国钢铁领域投资，也从不同侧面体现钢铁业与开放结合的体制转型特征。
现代钢铁业总体属于技术成熟行业，仍需比较密集的劳动投入，建立与技术最优规模相适应的高效生产系统仍需巨额投资。我国现阶段经济特点在于，对成熟技术系统掌握与集成创新能力较强，高储蓄率与设备制造优势相结合支持大规模投资能力，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明显优势，因而钢铁供给侧特征与我国现实要素禀赋等发展阶段条件高度契合。我国钢铁需求未来较长时期仍将位居全球首位，为钢铁崛起提供需求条件。
我国钢铁业过去几十年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结合分析钢铁业经济学特征与中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可以推测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进一步提升进入全面崛起的新境界。
目前钢铁业国内形势与外部环境面临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是我国钢铁业从世纪初数量扩张，转向全面提升过渡调整期的产物。需要转换视角以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深化为背景，客观分析钢铁业内忧外扰局势形成的根源，理性评估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实施切实有效的政策化解目前的困难。调整期钢铁政策对内应以结构性改革为引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化解早先积累的失衡因素，并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对外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钢铁行业对话，务实管理钢铁大国的竞合关系，由此推进新一轮世界钢铁产业转移平顺展开并迎接中国钢铁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