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5—812），字君卿，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长安。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开元、天宝的繁荣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则可称得上是诗书簪缨之家。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杜”，指得正是杜佑这一脉杜氏。

　　杜佑的父亲杜希望，从地方上一个七品小官做起，直到陇右节度使，在任几年，边境安，仓廪足。后因事遭贬至西河太守，在任也是政绩斐然，当地有《杜公遗爱碑》歌颂其事。

　　杜佑不到20岁时，即以父荫入仕，在济南担任参军一职。天宝之乱后，他又到吴越地方当剡县县丞。他在剡县大概待了七八年之久，县丞一职职微事繁，且较为主要的职责在于治讼，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许多经验，拥有了断事干练的能力。后来他去探望父亲的好友，润州刺史韦元甫时，对一桩不好处理的冤案发表意见，很得要领，由此得到元甫赏识，做了司法参军。后来韦元甫官至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深得其信任，在幕府中任职，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

　　元甫去世后，杜佑因征召入京，为工部郎中，不久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总领国家经费。时值德宗年间，军费开支极大，每每用度不足时，就在长安强行“借用”富商钱财，弄得怨声四起。看到此情，杜佑写了一篇《省官议》进呈，建议裁撤冗官，节省开支。但朝廷非但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且因此贬他去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杜佑又历任岭南节度使、尚书左丞、陕州观察使，最后在55岁上当了淮南节度使。

　　从德宗贞元五年开始，杜佑在淮南任职长达十五年，这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淮南军政事务中，政绩卓著。在任期间，他主要做了几件事情。首先是发展经济，他初上任时，当地遇到旱灾，饥荒严重。他命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另一方面则革除苛捐杂税。并修建旧有的雷陂，开湖疏渠，兴建新渠，以广灌溉。治理沿海滩涂，开滨海弃地为田。很快，当地沿海地带就面貌一新。其次，他整顿了当地的军队，加强管理，使得地方更加安定。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杜佑致力于选贤用能，如窦常、权德舆、刘禹锡、张士陵这些人物，都曾在他手下任过职。他为人宽厚，待人至诚。任淮南节度使期间，属下李藩曾被诬动摇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而杜佑怀诏旬日，终不忍发，后一面劝解李藩，一面以身家百口向德宗担保，最终李藩方得以释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能广招人才为己所用。尽管他在军事指挥上不大在行，出过岔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管理下，淮南境内治安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后期朝廷维持统治的重要经济支柱地区之一。杜佑任职期间，河南江北的几个重要战略地节度使管辖区域，发展最好的就是淮南道地区。

　　政事之余，杜佑还在学术上倾注力量，“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手不释卷，勤加著述。期间最为伟大的成就，就是在大历六年，完成了《通典》的初稿。

　　杜佑自少年起，对时兴的文学章句，始终不大感冒，也不大擅长——“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据说他做官时，曾经向德宗皇帝推荐过一位诗人，但德宗给予的评价是“此恶诗，焉用进。”时人传为“准敕恶诗”。可见他给自己的评价“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并非纯粹自谦。但另一方面，他对经史却有着极为浓厚的学术兴趣。这也得益于他的家庭，杜佑的兄长杜信，便长于史学，潜心于史籍的整理著作，曾经参与过国家组织的东都藏书检校工作。另一位兄长杜位有文才，熟习礼制。杜信与杜位分别曾在国子监及中书省、京兆府做官，杜佑可能正是通过他们，接触过大量的藏书资料，并从他们身上受过一些影响。

　　《通典》一书，从起修到初稿完成，至少用了杜佑约十年的时间，完成初稿修改，又用了约二十多年时间。可以说，这本书倾尽了杜佑毕生心血。而这本书也可说是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鸿篇巨著。

　　贞元十九年，杜佑离开淮南，于69岁时再度回到长安，做了“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上的宰相。连辅德、顺、宪三朝，是当时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任职宰相期间，他尽力解决朝中矛盾，协调各方关系。当时刘禹锡曾提及，某次中和节聚会中，杜佑是在座长者，惟没有留下联句。杜佑与聚会诸人年龄悬隔，且并不擅长作诗，但仍前往参加，其对协调关系的努力可见一斑。

　　再有当改革派势力较重，几位政见不同的宰相纷纷辞退时，杜佑却坚持上朝当政。他在当时对政治发展局势的稳定起过一定作用。在宪宗时，对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做过许多有实际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