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顗，俗姓陈，字德安，常被尊称为智者大师，也被后人奉为“东土释迦”。

　　这位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生于538年，就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当时是一个佛法得到普遍遵奉的时代，也是一个干戈四起的时代，早在智顗出生之前，为避战乱，他的家庭就已随着衣冠南渡的浪潮迁至荆州华容。他的父亲陈起祖在梁朝做官，文武兼通，深受萧绎的赏识——那时萧绎还以湘东王的身份担任荆州刺史——至萧绎即位，其更被封为益阳侯。他的哥哥也身任中兵参军一职。总之，这个家庭在当时仍能享有较为平静而舒适的生活。

　　到智顗十五岁时，江陵为西魏军队攻破，梁元帝被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一朝黯淡，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昔梁荆百万，一朝仆妾”、“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当他深深感到三界火宅，世间无常的时候，便“发弘大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己重任”。然而为了不拂逆双亲的意志，他并未立即出家，只是自己日夜不松懈地礼拜诵经。不久后他的父母双双离世，这一次，他面对兄长的反对再未退让，并说“铭肌刻骨，意不可移。”随即投长沙果愿寺法绪大师出家。

　　在剃度后，智顗到真谛三藏的大弟子慧旷律师（精通律学之比丘名律师）门下学习《金光明经》、《摄大乘论》、《唯识论》等经典，并从其受具足戒。受戒后不久，他就在湖南衡阳南方的大贤山闭关专修《法华》、《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同时实践方等忏法，获有许多较好的经验。

　　陈天嘉元年，智顗二十三岁时，去光州（河南光山县）大苏山参访慧思禅师，在他门下精进学习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有一次持诵《法华经》至“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一句，忽然心境朗照，证得法华三昧前方便，这次领悟被世人称为“大苏妙悟”。但他在此后仍接受慧思的指导，孜孜不倦地修行，直至光大二年（567），才接过慧思的衣钵，承命前往金陵驻锡。

　　金陵瓦官寺，是智顗一生传法度众的起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方佛教偏重于禅法实践而少习义理，有时便使得根基差者只凭借一腔信仰热情在蒙昧中迷失，而南方佛教注重义理轻忽禅法，有时便使得学人独擅口舌之争，无法获得真实的成就。智顗在讲学时却能兼顾理论与实践，强调“教观双运”，“解行并进”。他不仅把新的禅法带至金陵，还使当地的义学有了一番新气象。由此名扬教界，当时金陵上首僧均来就学，所谓“金陵上匠，德居僧首，舍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礼。其四方衿袖，万里来者，不惜无赀之躯，以希一句之益”，可谓举国皈依，一时无双。

　　然而，这种盛况固然意味了佛法在传播上的成功，却未必指向学人对佛法的真正实践。八年后，闻法参访者日益增多，真正领悟者日益趋少，甚至由于外务烦扰不已，连智顗自身的修行都无法被顾及。这显然违背了智顗讲学的初衷，作为一位高僧，他并未留恋这种喧喧攘攘的场面，而是坚定地拒绝了朝野上下的挽留，在太建七年（575）离开金陵，入天台山隐居。

　　到达天台山后，智顗创立伽蓝，白天讲解佛法教导弟子，晚间亲自指导止观修习。隐居期中，他在某次静坐时面对种种幻象魔征岿然不动，又经历了一番境界上的领悟，这被后人称为“华顶妙悟”。天台山隐居，是智顗思想上前后二期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他主要沿袭继承慧思的学术体系，以般若经为基本依据；在此之后，他则得以超离《大智度论》与师承的影响，认为般若经共通于小乘，只有《法华经》才演说了二乘成佛的殊胜，是不共般若的境界。正是在这个时期，智顗逐渐树立起天台宗的基础。

　　十载寒暑倏忽而过，至德三年（585），陈后主已经七次遣使求请智顗出山说法，他终于允诺再至金陵，大开讲筵，众人追捧，场面毫不逊于瓦官寺时期。由智顗所作，天台宗的基本经典之一《法华文句》，在此时也得以广为讲授。然而很快四年过去，陈朝也告灭亡，他又一次离开金陵，至庐山讲学。后来晋王杨广诏请智顗到扬州授戒，“智者大师”这一尊称，便是来自于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