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讲，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谈道德，不仅没有必要还很不合时宜。此语大谬。首先，“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不是“德治”，更重要的是没有道德的根基、没有价值的共识，法治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呓语，治国更是沙滩上的楼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何谓“德”，概而言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在发展、进步、演化、成长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明、精神、价值、信念、规范等等的总和。德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判断、目标追求就不同。国家的德决定了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德决定了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个人的德决定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进入现代社会，“德”的经济政治社会功能更加凸显，已经成为了争夺资源、吸引人心、抹黑对手的重要工具与手段，成为了合法性、正当性的终极武器。当整个世界都认同一种价值观，都把一种行为当作所谓“德性”、“至善”、“正当”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会把一切资源都集聚其大旗之下，使之具有了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优越感甚至实现感。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要把他们自己的、仅具有地方性意义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想把其行为模式以及相关联的制度模式，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洒向全球。而凡是不愿意纳入其轨道的国家，就被贴上“流氓国家”、“无赖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标签。这种霸气外露话语的背后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胆怯。因为一旦一些有主见、有作为、有能力的国家，用自己的文化道德、用自己的精神价值积聚起资源、收拾起人心，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富强、复兴的时候，西方社会这套话语就会成为皇帝的新装。今日中国社会的作为与现状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当然，我们重视“德”的社会功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功能，绝不是要把“德”从经济社会实践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怪物；我们之所以对“普世价值”不以为然也绝非仅仅因为它是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而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深切地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德是根植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要指望“拿来主义”，不要幻想“一蹴而就”，这样一些道德要求是没有生命力也没有意义的。曾有学者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圣诞树上挂的果子花花绿绿很好看，但是它是假的，不管用；根深叶茂的大树上结出来的果子才有味道，才管用。这些年来也没少倡导过那些我们认为好的道德要求与价值观念，但往往很难深入人心、很难化为行为，究其原因，没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不是在自己的文化沃土中生长出来的。

　　正是基于对文化、道德、价值观本质的深刻认知的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社会要寻根，要回到原点汲取成长的力量，而不能轻率幼稚地“去中国化”。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但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方面，我们不能有“懒汉思维”。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的东西拿来就用，同样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也简单地拿来就用。任何道德、价值都有其历史社会形态属性。今日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努力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但我们一定要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仁爱”与当年尚处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仁爱”有本质的不同；今日中国社会的“民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民本”而不是封建皇帝头脑中的“民本”；今日中国社会的“大同”追求是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一共产主义的远大愿景，而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互不干涉。所以，在不割断血脉、不丢失基因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一定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没有创造性转化，传统就是传统，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没有创新性发展，历史就是历史，永远不会走向未来。今日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道德需要在“再中国化”的过程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完成时，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对之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但其内涵毕竟是既定的；而中华文化则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包括过去5000年文化的灿烂，也意指今日中国文化的繁荣，更要求未来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复兴。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固然要讲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传承下来，更要大讲特讲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让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赶上时代引领未来，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